949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重要一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这一年的8月28日，有“国母”之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应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在邓颖超的帮助下第三次北上，抵达北平，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亲自迎接。之后又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在开国大典这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她传奇一生的重要转折。

但在邀请宋庆龄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过程中，并不是特别顺利。当时中央派出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前往宋庆龄的住所，但宋庆龄临行前却提出了三个要求，让毛主席感到有些左右为难。宋庆龄当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最终主席又是否答应了她呢？

艰难的北上路程

1948年5月1日，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后，分散在各地的民主人士开始分批次秘密云集到了解放区。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

庆龄先生：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宋庆龄“国母”的地位一直是国内所公认的，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力。因此，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的会议，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这封信也没有直接寄给宋庆龄，而是先送至香港，然后中央再致电香港的潘汉年等人，告知他们派出宋庆龄最信任、最可靠的人前去上海送信，并当面致意。

周恩来在修改电稿时，又细心地加上两点：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唐突。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加勉强。最后，潘汉年等人派出了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前去执行这项任务，原本计划是先将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再和何香凝一起北上。

抗战胜利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居住，开始全身心投入中国基金会工作，同时继续支持和平、反对内战，不过她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所求。因为政治殊途，宋庆龄已经割裂了血缘亲情，所以她内心的千沟万壑一时间也难以平复下来。

华克知道这次任务的艰险，所以他乔装成了一名商人，登上一艘开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后，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到达了上海，好不容易见到宋庆龄之后，结果她在看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的信时，直接婉拒了北上的邀请。

“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2月20日，她再次致信中央领导人，表达不能北上的歉意，并叙述了自己患病，正在诊治中的处境。因此，中央也暂时搁下了这件事。

4月，上海终于解放，陈毅担任上海市长，这天，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上海著名女律师史良，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看望她，宋庆龄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这天，宋庆龄还接待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赵朴初。她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上，以感谢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战斗友谊。随后宋庆龄还接到了陈毅要来拜访的消息，但她婉拒了。

陈毅要来亲自拜访，是因为当天解放军一个营误闯入了宋庆龄的住所，并且还强制要求房内所有人都要搬走，将这里做为部队的宿营地。最终宋庆龄出面：“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为三野司令员）打电话给我。”解释一番后，解放军才终于离开。

陈毅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干部后就准备登门道歉。最终在5月底，陈毅、史良、饶漱石一起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进行登门拜访和道歉。除此之外，他们也希望可以从侧面，再说服宋庆龄可以北上的想法。

当时全国已经接近胜利解放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也不断有人来到宋庆龄的住所，大家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邀请她去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一段时间过后，宋庆龄依然是犹豫的状态，几次还是以身体健康状况为由拒绝。

到了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大家都期望宋庆龄可以来参加筹备工作，于是周恩来便提出，派和宋庆龄交情很深的邓颖超前去邀请。毛泽东又提出让廖梦醒一起陪同，并且二人再各写一封信，让邓颖超和廖梦醒带去。

信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回忆了此前在革命当中，各自和宋庆龄的一些交往，希望能激起她内心感慨和怀念之情。

10天后，邓颖超廖梦醒来到上海。廖梦醒作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曾长期在她身边工作，所以二人也留下了很深的情谊。当再次看到她时，宋庆龄激动万分。两人亲切寒暄了一番后，廖梦醒便如实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但面对她的邀请，宋庆龄依然不曾改变地回答：“再考虑考虑。”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地，孙中山1925年谢世于北平，1929年中山陵落成后，宋庆龄又来到北平，参加灵柩南迁仪式。所以一听到北平二字，宋庆龄的心中都不由得变得悲痛起来。

三个要求

直到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邀请，终于再次见面后的二人相谈甚欢，但邓颖超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随即拿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再次劝说：“党中央、毛主席都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依旧没有答应，但邓颖超也留在了上海，并时常去看望宋庆龄、和她一起参加公益等方面的活动。最终经常一段时间的努力和陪伴之后，7月初的一天，宋庆龄终于同意北上了，她表示自己可以一个人去北平。邓颖超和中央汇报过后，最终确认8月底启程。

确认了时间之后，周恩来便立即开始了亲自对宋庆龄在北京各方面细节做出安排，行程、住所、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厨子等等，各种细节他都考虑到了。

但是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庆龄在8月3日这天，却突然给邓颖超寄去了一封信，内容是对她去北平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要隆重盛大的举行欢迎会；二、希望可以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三个条件并不是特别难以实现，但却让毛泽东感到有些左右为难。宋庆龄生活节俭，不希望任何场合都铺张浪费，因此她才特别表示不希望在北平举办欢迎会等活动。

张治中是在抗战中做出过许多贡献的功勋英雄，宋庆龄想要亲自感谢他也是可以实现的。前两点中央都表示欣然同意，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第三点，虽说保密工作可以做好，可单凭宋庆龄的身份，让她自己乘车前来，还不派车人来迎接，不仅让外人看起来有些说不过去，就连中央领导人们自己都觉得不合适。

于是最后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我党列出一个名单，在上面写下车站迎接的人员信息，再由宋庆龄选择哪些人可以来，这样就既符合她的要求，也能表达出我党对于宋庆龄的重视和善意。

最后在一些其他问题的商讨上，宋庆龄都多数直接让邓颖超决定：“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不再坚持己见，这种信任，也是二人在那段时间里多次接触中建立起来的。

最后在新政协代表的名单中，一共有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还有经筹备会常委会同各方面协商后确定的特邀代表75人，这其中第一个就是宋庆龄。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秘密前往北平，身边配有警卫队严保安全，就是为了避免任何意外情况的发生。一路上，年过半百的宋庆龄都心潮澎湃。路过南京时，邓颖超问宋庆龄，是否去看中山陵？宋庆龄沉吟片刻，回答说不去。最后，他们只在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

到达天津时，一行人停留了一天，天津市委书记亲自安排了食住，并打电话报告给了毛主席。毛泽东此时决定，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

8月28日这天，一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了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装。15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站台上。

下午4时，宋庆龄乘坐的专列终于驶入了北平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月台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亲自上车厢去迎接宋庆龄。当二人走下列车时，周恩来也立即迎上前去握手。

宋庆龄微笑着对他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也高兴地回答道：“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随后，宋庆龄又和车站等候的其他领导人和好友们一一握手。

这次在车站迎接她的人里，还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甚至还有抗战时期设在延安的保育院里的孩子们。

9月21日，第一届政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0月1日下午，这位虽历尽了世事沧桑，却仍旧容光焕发的伟大女性，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当她看到广场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周围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群众们后，再次心潮澎湃起来。而当她亲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并听到他那划时代的声音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不禁泪花闪烁，这是欣喜的泪，她孜孜以求 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肝胆相照的毛泽东和宋庆龄

在战火纷飞、腥风血雨的革命时期，因为有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共同目的，毛泽东与宋庆龄建立的长久、诚挚友谊一直都牢不可破，二人彼此尊重，肝胆相照，同甘共苦。而在这之后，二人也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尊重之情。

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标志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经孙中山提名后，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比毛泽东大一岁的宋庆龄，是孙中山三大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在广州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与毛泽东相互谋过面，也有一定的相互了解。宋庆龄通过目睹毛泽东革命工作，以及孙中山对毛泽东的赏识而不断了解了他，也逐渐在她心中留下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印象。

1927年，毛泽东曾和宋庆龄等人一起合作，反对蒋介石迁都南京，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后他们又共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且都在武汉政府内任职，共同遵守孙中山的遗嘱。

如今保存下来的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代表们的合影照片中，宋庆龄在前排中间，毛泽东在第二排右三，这也许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二人在中国革命合作中的最早的一张合影，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中携手的初始。

毛泽东与宋庆龄在国民革命时期，共同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致力于改造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难历程，也从此开始建立了以后影响他们一生的革命友谊。宋庆龄从开始认识毛泽东，到认识共产党，都逐渐为她以后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做了前期准备。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宋庆龄一直关注着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动向，并通过各种方式秘密地保持着联系，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共产党、支持毛泽东。她在给予各种帮助的工作上，一直都是功不可没的。在此期间，宋庆龄从不屑于蒋介石提出的合作和联系。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希望她可以为国共合作帮忙。宋庆龄收到信后，欣然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并尽可能地给予对方帮助。她在上海与潘汉年商谈有关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向国民党中枢主要人物引见潘汉年。

为了毛泽东之托和促进国共合作、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从大局出发，参加了十年都没有参与的国民党会议，逐渐促使国民党同意了合作。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在办完各种公务应酬之后，30日他便和周恩来一起，来到了重庆宋庆龄的住所来探望她。二人自从武汉分别之后，阔别十年又再次重逢，都分外高兴。

9月的一个上午，宋庆龄也设法摆脱了特务的盯梢，亲自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公馆，回访了毛泽东，并出席了由他举行的团体茶会。

在得知宋庆龄的到来后，毛泽东满脸笑容，特意来到了门口迎接宋庆龄。两位伟大革命家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二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互相地打量着对方。一阵寒暄之后，他们来到了会客室，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谈话过程中，他们都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充满希望和自信。结束之后，毛泽东又一直将宋庆龄送到门外，目送她坐进汽车，直到汽车慢慢消失之后才转身回屋。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建国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依然非常尊重和信赖，平时也经常会去拜访她，也时常会写信问候。生活上，二人一直互相挂念、关心备至。毛泽东致信给宋庆龄时，经常是以“亲爱的大姐”相称。而宋庆龄每年也会给毛泽东寄去深表关切和祝愿心意的贺年片。

如果在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是重大事情上需要进行决策的时候，毛泽东也会同她一起商量。也时常会邀请宋庆龄参加重要会议、把很多党内重要文件都送给她审阅。

1957年11月，宋庆龄随同毛泽东等人一起去到了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和苏联领导人交流的时候，毛泽东由衷地对对方说：“宋庆龄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她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

返程时，毛泽东和宋庆龄乘坐一架飞机，他十分尊敬地谦让宋庆龄去坐原本属于自己的头等舱，自己去坐二等舱。宋庆龄笑着婉言推辞了他：“你是主席，你应该坐头等舱。”毛泽东也极其诚恳认真，继续执意自己的意见，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二人就是这样，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彼此尊重，甘苦与共。其实宋庆龄曾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一开始，毛泽东和中央都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直到在宋庆龄临终前，她的这一要求终于被中央批准，办好了入党手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宋庆龄因为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所以未受到严厉的冲击。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特别批示：对民主人士“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列出了一份被保护干部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宋庆龄。

9月1日，周恩来又郑重指出：“我们应当尊重她（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虽然十分孤独、苦闷和困惑，但是她并未动摇自己对毛泽东和中央的信念。

1976年9月，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享年83岁。这一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片悲痛的氛围中。宋庆龄得知后，内心也是极其悲痛，尽管她年事已高，仍然亲自去参加了追悼大会。

18日，以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天安门广场，这天却异常肃静庄严，参与追悼会的人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聆听着领导人的讲话。最后，大家都纷纷站起身来为毛主席默哀。

宋庆龄此时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被人搀扶着，几度摇摇欲坠。最后还是华国锋发现后，连忙让人搬来椅子给她坐下，才使她缓和了一些。一开始宋庆龄坚持不肯坐，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坐了下去，最后也是虚弱到根本站不起来了。

自1921年12月起，宋庆龄就与共产党建立了保持和发展的合作关系，直到她1981年5月逝世，整整60个春秋。一个人拥有一个信仰并不难，难的是60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宋庆龄把自己的一生都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当正如刘少奇所说：“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尽管如此，她仍是把人民的胜利和自己所做的工作，看成是党和毛泽东领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