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想拿一幅图当国旗,张治中却反对:摆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我有几个右派朋友。”此“右派”并非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而是特指从国民党那一边过来的那些知名民主人士,其中就有曾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长、总统府侍从室主任等要职的张治中。他与毛泽东不但是朋友,甚至堪称诤友。
毛泽东和张治中的第一次见面并不算早,那是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毅然决定前往,于是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乘飞机来延安接毛泽东。
此前张治中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并不太认同毛泽东,但在和他见面后却相谈甚欢,毛泽东的博学、大度、乐观及其革命领袖人物的风度给张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去重庆后会有危险,于是提前和张治中进行了沟通,张治中说:“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我的府邸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
周恩来非常感动,他说:“只是苦了你一家人,让嫂夫人和孩子住哪里?”
张治中笑着说:“这好办,重庆这么大,在哪找不到一处房子?”
一切谈妥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上了重庆的飞机,到了重庆以后,张治中果然把桂园让给了毛泽东住。
谈判还未结束时,周恩来因为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他提前回延安。他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呀!”
张治中回答说:“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字后,张治中果然亲自乘飞机陪同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了延安。后来叶挺的飞机失事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毛泽东也非常欣赏张治中,对他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
张治中笑着问:“何以见得?”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调查过,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国民党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第二件事,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这一番话,让张治中非常感动。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摇摇欲坠,他们不得不再次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4月1日,张治中等人到达北平,毛泽东专门在香山别墅设宴招待了他,席间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重庆谈判时,承蒙你热情招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了延安,我只能用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张治中笑着回答:“我代表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对你们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协议主要有8条: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但国民党政府却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张治中准备回南京复命。
此前毛泽东就料到南京政府多半会拒绝签字,所以他早就给周恩来说过,一定要争取张治中留在北平,于是周恩来安排地下党把张治中的家人都接到了北平,并极力劝说他不要死守那套封建旧道德。
张治中被中共的真诚所打动,终于决定留了下来,他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决定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这时新中国的政协也在筹备中,中央人民政府也即将成立,毛泽东希望张治中能够在新中国的政府里任职,张治中推辞说:“过去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却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已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张治中再次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决心在政府里任职。
在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召集各界人士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经过讨论后他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但张治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已经包含了民主,何必再重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好了。”
毛泽东听后深表赞同,经过众人商议后决定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并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8月,政协筹备会开始讨论国旗的图案,共有200多幅图案参选,最终代表们选出了3幅作为最终的选项。
在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比较倾向于一颗星和下面一条黄线的图案,其中黄线代表着黄河。
但张治中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和代表们都觉得有道理,他们再次进行讨论,最终选择了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国旗。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直逼新疆,张治中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新疆省主席,毛泽东希望他能够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劝他们和平起义。张治中欣然同意,在他的努力下,9月25日,陶峙岳宣布起义,9月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宣布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身兼数职,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副主席,这引起了党内一些人的不满,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张治中听到这些话后,去问毛泽东对此的看法,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正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张治中又问:“说服了没有?”
毛泽东说:“还要慢慢说服,慢慢教育,没有那么容易吧。现在还有人主张共产党包办,我们包办得了吗?不能包办的,大家来合作,应该我们大家合作来包办!”这一番话让张治中心悦诚服。
1950年,山东胶县某农业合作社给毛泽东送来三棵特大的大白菜,毛泽东马上让人给张治中送了一棵,张治中用秤一称,足有二十七八斤,硕大肥壮。他舍不得吃,于是将白菜栽在一个特大的花坛里,每天浇水,几个月后,菜心长出苗子,足有二三尺高,亭亭玉立,大家见了都称奇。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在会上讲话,于是他去找毛泽东,并对他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就是你一个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回答:“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您讲话。”
后来毛泽东终于在开幕式上讲话了,会间休息时,他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8年9月10日,张治中陪同毛泽东一起去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视察,他们首先来到了武汉。当时天气非常热,毛泽东于是到长江中游泳,他叫张治中也下水来游,但张治中却抱歉地推辞了,毛泽东说:“那你当‘观潮派’吧!”
后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武汉军区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人员,张治中心想:这是中共代表大会,我是党外人士,就不必参加了吧。
此时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跑了过来,对张治中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于是来到毛泽东旁边,对他说:“我就不要照了吧!”
毛泽东却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照相吗?”
一旁的陈再道也说:“你也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啊!”张治中只好“从命”了。
视察完武汉后,张治中向毛泽东夸耀安徽黄山之美,劝他游览黄山,毛泽东问他:“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
张治中回答:“当然有路,汽车不通处可以坐滑杆。”
毛泽东却说:“我不坐滑杆。”
后来到了杭州以后,毛泽东向张治中夸耀杭州的南高峰、北高峰的风景十分美好,张治中很动容,问道:“有滑杆上山吗?”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副滑杆。”
张治中这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坐滑杆却愿意坐汽车,因为他不想和地主官僚一样骑在人民头上,坐滑杆与坐汽车形式上都是以之代步,但由人抬着走与用车载着走却有本质的区别。他对毛泽东的敬佩又增加了几分。
随后他们又到了南京,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专门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见了他以后却问:“你借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原来抗战时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时,江渭清还是个青年,他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抗日打游击,没有钱,请你资助,张治中赞赏此人胆识和真诚,就批给了他3000元。张治中没想到毛泽东连这件事也知道,深受感动。
视察结束以后,张治中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1958年11月6日的《团结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的爱戴之情和毛主席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的情况。
“文革”爆发后,张治中也受到了冲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对他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他专门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正是在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张治中没有受到过多的迫害。
但张治中面对国内动荡的局势,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毛泽东说一些实话,于是在1967年国庆节,他带病上了天安门,并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啊!”
毛泽东知道他是一语双关,于是请他坐下交谈,周恩来很担心张治中讲话过火,会惹毛泽东生气,但张治中还是继续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听完以后没有说话,随后就走了。
但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张治中的病情,在他病重期间,曾多次派人看望他,并给他送去了最好的东北人参。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享年79岁。他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别无他念,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他去世后,毛泽东送上了花圈。
毛泽东和张治中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要员交往的一个典范。他们在一生的交往中,襟怀坦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建立了伟大的友谊,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荡诚实,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好友,也是诤友,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